近來受到「名人效應」影響，使得腦神經退化性疾病受到重視，加上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 20%，進入超高齡社會，許多人也開始關心自己或家人如何避免或預防。其中，有人提出美國以血液篩檢的方式，甚至台北有一醫學中心也表示，該院與韓國漢陽大學合作研究發現，透過「驗血」就能篩檢出阿茲海默症高風險族群，且早期診斷準確率高達 93%，使得血液標誌物受到重視。但這一發展是否有該注意之處，本文引用美國最新探討的各方看法，值得國內思考。
阿茲海默症（AD）診斷正在快速進入「血液生物標誌物時代」。一篇發表在《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的文章並未把重點放在「技術有多先進」，而是提出了一個更值得大家警惕的問題：當阿茲海默症血液標誌物大規模進入真實世界之後，會不會帶來一系列原本未被充分預料的傷害？
作者認為，如果沒有配套的教育、確認診斷流程、法律保障和公平支付機制，這類檢測可能不僅不能縮小差距，反而會放大誤診、資源不平等和心理／法律風險。換言之，阿茲海默症血液檢測的關鍵問題，已經不再只是「能不能測」，而是「該在誰身上測、如何解釋、測完之後怎麼辦」。
2025 年，美國FDA先後批准了 2 項用於輔助阿茲海默症診斷的血液檢測：Fujirebio 的 Lumipulse G pTau217/Aβ1-42 plasma ratio，以及 Roche 的 Elecsys pTau181。
這意味著，過去依賴腦脊液檢查或類澱粉蛋白PET的生物學診斷路徑，開始轉向更低侵入性、更低成本、可近性、可及性的檢測模式。對於臨床醫師而言，這無疑是一個里程碑，因為有望擴大阿茲海默症生物學診斷的可及性，並為抗類澱粉蛋白治療的篩選提供更便捷入口。
主要結論
1. 阿茲海默症血液標誌物最大風險在不同檢測間靈敏度、特異度和適用場景並不一致
阿茲海默症血液標誌物的最大風險，不是「技術不夠先進」，而是目前這 2 項 FDA 所批准的血液檢測，但臨床和市場上並不只有這 2 種平台，不同檢測之間的靈敏度、特異度和適用場景並不一致。
更重要的是，同一種檢測在不同人群中的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會隨著檢測前概率（pretest probability）顯著變化。這意味著：在低患病概率人群中使用特異度有限的檢測，會製造大量假陽性；在高患病概率人群中使用靈敏度有限的檢測，又會產生不可接受的假陰性。
2025 年 12 月，妙佑醫療國際（梅約診所 Mayo Clinic）公佈了一項 FDA 批准的阿茲海默症血液檢測（來自 Fujirebio 公司）的數據，發現該檢測可能過於敏感，比其他方法更容易將患者誤判為陽性。
因此，問題不只是試劑本身，而是把阿茲海默症血液標誌物當作「泛篩查工具」或「任何記憶問題都能一驗了之」的做法，極有可能偏離其真實價值。
2. 共病和多重用藥會系統性介入干擾結果解釋
而這是老年真實世界患者的常態，文章中最有現實警示意義的一點。作者強調，現實中的輕度認知障礙和認知症患者大多並非「純淨樣本」，而是常常共病及多重用藥。（合併多種慢病，並且長期服用多種藥物）
文中提到：慢性腎病可因清除減少而提高阿茲海默症相關血液蛋白水準；沙庫巴曲／纈沙坦可改變Aβ42/40比值；肥胖則可能因血容量增大而稀釋血液標誌物濃度，使其低於實際腦負荷水準。此外，腦內類澱粉病理常與路易氏體認知症和腦血管病共存。
如果臨床上過度依賴單一血液標誌物，而缺乏認知評估、神經系統查體和必要的多模態檢查，那麼「生物標誌物信號」反而可能誤導診斷。文章特別提醒，這類誤差很可能在合併症負擔更高、社會脆弱性更強的人群中更常見，從而進一步加劇健康不平等。
圖／如果臨床上過度依賴單一血液標誌物，而缺乏認知評估、神經系統查體和必要的多模態檢查，那麼「生物標誌物信號」反而可能誤導診斷。僅為情境配圖，取自freepik
3. 檢測陽性並不等於診斷結束，真正的瓶頸在「下一步路徑」是否可及
文章特別討論了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問題：血液檢測不是診斷終點，而只是路徑中的一個開始。
例如，Lumipulse採用雙切點策略，因此約10%–20%的受檢者會得到「中間值」結果，仍然需要進一步接受腰椎穿刺或PET來確認；而Roche的檢測雖然陰性預測值高，但陽性結果仍需進一步確認。
這就引出了現實矛盾：如果確認檢查做不起、做不到，血液檢測本身就可能無法帶來真正臨床獲益；如果確認後患者又無法獲得疾病修正治療，那麼所謂「更早知道」並不能自動轉化為更好照護。
作者由此指出，若沒有後續路徑的公平可及性，血液標誌物的推廣可能只是把不平等前移，而不是消除不平等。
4. 即便結果被正確解讀，檢測本身仍可能帶來心理和法律傷害
文章沒有把風險僅僅理解為「誤診」，而是進一步擴展到社會後果。
作者指出，即使結果解釋正確、確認檢查和治療也都可獲得，檢測結果仍可能給患者及家屬帶來心理壓力，如焦慮、憂鬱和情緒激烈反應。更現實的是在美國社會環境中，阿茲海默症相關生物標誌物結果還可能影響就業、執照、長期照護機構准入和保險資格；而醫療記錄具有法律可發現性，甚至可能在訴訟中被調用。
文章還提醒，由於阿茲海默症具有部分遺傳性，檢測結果並不只屬於個人，也會影響家庭成員。尤其在「尚無明顯認知損害、但已發現腦類澱粉病理」的人群中，這類結果的法律和倫理外溢效應更複雜。如果社會保障和法律保護不足，那麼最脆弱、最缺乏話語權的人群最容易首先承擔這些代價。
5. 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快擴張檢測」，而是同步建設 4 類防護機制
文章最後給出的不是技術路線，而是一套治理框架。作者提出至少 4 類行動：
第一，系統性教育
醫療界、實驗室、公衛系統、患者、立法者和支付方都需要理解：不同平臺性能不同；陽性不等於認知症；陰性也不等於徹底排除；結果解釋離不開臨床前概率和合併症背景。
第二，法律與倫理保護
尤其是針對尚未出現認知障礙、但已知腦類澱粉陽性的個體，必須減少結果被用於不當歧視的風險。作者還引用一項研究指出，在基層篩查陽性的患者中，相當一部分人會因為擔心失去居住自主權或駕駛資格而拒絕進一步評估。
第三，要求廠商和研究者補足特定人群性能資料
尤其要明確合併症、慢病、多藥聯用狀態下的檢測準確性。文章特別強調，不應採用基於種族的截點調整，因為種族是社會建構，若存在差異，更可能反映健康社會決定因素，而非應被簡單「生物學化」。（因美國是種族多元化的社會）
第四，支付和報銷政策必須覆蓋後續確認診斷與治療
否則檢測愈普及，愈容易把患者推入「知道了風險，卻進不了下一步」的困境。
圖／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提醒是：阿茲海默症血液標誌物不是愈早愈廣泛用愈好，而是需要建立清晰的使用邊界。僅為情境配圖，取自Shutterstock
研究啟示：臨床醫師接下來能做什麼？
1. 不應把阿茲海默症血液標誌物當作「普篩工具」
而應建立明確的適用場景對臨床醫師科學家而言，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提醒是：阿茲海默症血液標誌物不是愈早愈廣泛用愈好。下一步需要建立清晰的使用邊界：
哪些人群適合在何種場景下使用；
哪些人群適合在基層先行排除；
哪些人群檢測前必須結合結構影像、認知量表和合併症評估；
哪些情境下根本不應輕率開檢驗。
換句話說，未來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更便宜的阿茲海默症檢測」，而是一條分層、分場景、分風險的檢測決策路徑。
2. 必須補做「真實世界外部驗證」
尤其關注合併症和脆弱老人，這篇JAMA文章本質上是在呼籲臨床研究重心從「理想佇列中的準確率」轉向「真實世界中的可解釋性」。
對醫師來說，最值得做的下一步研究包括：在基層、記憶門診、老年綜合評估門診分別做前瞻性驗證分層分析在慢性腎臟病研究、心衰、肥胖、共病、多重用藥狀態下的檢測性能評估檢測結果對臨床決策、患者情緒、轉診率和治療啟動率的真實影響只有這些資料補齊，血液標誌物才能真正從「研究工具」變成「負責任的臨床工具」。
3. 「檢測後管理」應與檢測本身同時設計
而不是事後補救從臨床路徑設計角度，未來最需要的是「test-to-care」模型（註一），而不是「test-only」模型（僅止於測試）。
註一：「Test-to-care」通常是指在醫療或照護領域中，從「檢測（Tes）」直接連結到「照護（Care）」的流程。
換言之，在決定推廣阿茲海默症血液檢測時，必須同步設計：檢測前知情溝通範本、中間結果和陽性結果的轉診流程、腰椎穿刺／PET確認的可及性、安排抗類澱粉治療資格、評估路徑檢測後心理支援和家庭溝通機制，如果沒有這些，檢測愈簡便，愈容易造成「低門檻進入，高門檻善後」。這類系統性缺口，恰恰是臨床實施研究最值得介入的地方。
4. 應提前啟動圍繞保險、駕駛、照護和勞動權益的政策研究
文章對法律和社會後果的提醒非常超前。臨床醫師下一步不應只做生物學研究，也應推動跨學科合作：聯合法學、倫理學、衛生政策和患者組織，討論血液標誌物時代的新問題。尤其是對「生物學陽性但尚未進入認知症」的個體，其結果如何記錄、披露、用於保險審核或照護安排，都是必須提前佈局的問題。
5. 對其他國家臨床實踐的啟發
更要警惕「檢測商業化先行、規範建設滯後」雖然本文聚焦美國情境，但對其他國家同樣有現實意義。台灣高齡化速度快、基層認知障礙診療能力不均衡、患者和家庭對阿茲海默症生物標誌物理解差異大，如果未來阿茲海默症血液檢測快速商業化落地，而缺乏統一培訓、指南、支付支援和法律邊界，那麼文章所警示的誤診、過度解釋與不平等問題，很可能會更加突出。
參考資料：
2. Blood-Based Biomarkers for Alzheimer Disease Prevent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3. 你願意花約1萬多元診療費用 檢測自己是否罹患阿茲海默症嗎？
（本文作者為認知症整合照護專家，長照、認知症政策研究者——伊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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